谁来遏制疯狂的剽窃

光明网今年2月以《批判诸葛亮的“著名教授”竟然是“文盗”》为题，报道了康春翔同志撰写的西安市委党校退休历史教授胡觉照，2007年以来剽窃作家、三国史学者廖伦焰（笔名龙康）的作品，一面著书立说，一面通过报纸、电视等媒体宣传剽窃“成果”属于自己独创的消息，读后十分令人震惊！这些年来，剽窃他人作品的情况真是愈演愈烈愈奇愈怪了啊！让如此嚣张的剽窃行为继续下去，谁还敢公开新的学术思想？不公开新的学术思想，社会又怎么能够进步？

要有效地防止几近疯狂的一桩又一桩的剽窃事件发生，要有效地遏制个别人丧心病狂的剽窃行为，加强立法还是最主要的手段！

国家版权局1994年公布了《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》，办法第二条规定，作者在作品完成后，可在版权局自愿的进行登记。版权登记意味着作者进一步地取得了法律认可意义上的著作权，为防止日后作品被人剽窃，提供了版权部门确认了的法律依据，这对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不受侵犯非常重要，但这个“登记办法”第八条将版权登记行为规定为是有偿行为（据了解，一件作品的登记费用通常在一千至二千元左右，登记费用的多少由各省级行政区域的版权部门自行决定），这对于那些“高产”学者而言，显然是难以承受的。如果在《著作权法》有关条文的修订中，增加一条“版权局为作品提供义务登记”的内容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就会取得显著效果。与此同时，法律还应规定版权机关在对作品进行登记后，要将作品内容无偿地向社会“公告”，并免费向社会提供可供网络查询的登记资料，这对于学术刊物或新闻媒体在刊登、报道新的学术成果之前，获悉该成果的属权至关重要，对于有效地防止剽窃事件发生，将剽窃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至关重要！

无论在多严密的法律监控下，剽窃这一社会问题都不可能被根除，当剽窃的情况出现后，法律该怎样更加便利于保护原创作者的著作权呢？

对于著作权案件的诉讼，我国现行《民事诉讼法》是以“原告就被告”原则，决定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的，就是说，原告对被告提出诉讼主张，要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，要到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出庭，这个原则于原告主张诉讼权利极为不便，经济负担也会非常沉重，若是原告同时有数起被侵权的案件，中国这么大，要天南海北的四处奔走，就更为不便，有的著作权被侵权案，就因此原则而使得原创人搁置诉权。因此，对于那些经过版权登记了的、事实较为清楚的著作权案，法律修订时，来过“被告就原告”，即原告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被告到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应诉，岂不是更好吗？

不少著作权不只是智力成果权，还是具有经济利益的物权，有的智力成果不只可以给一个人生前和生后带来巨大荣誉，给社会进步带来重大影响，还会产生非常巨大的经济利益，对于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被剽窃，不只是《民法》应当加强保护，《刑法》也应当考虑介入才是适宜的！

剽窃，本身是反科学进步、反社会进步的，对于剽窃的行为，除了加大新闻监督外，还应当有民间的专门组织为剽窃者树立“耻辱榜”，既鞭挞社会丑恶，又警示那些想要有“不法行为”的人！

总之，剽窃之风是这么的严重了，在一个法治国家，不从法律健全上想办法、添措施，剽窃之风是不能遏制的。试想，在西方国家，没有一套健全的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制，像类似爱因斯坦那样刚刚步入社会的小职员，要发表出狭义相对论而无作品被剽窃之忧，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（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，开创物理学新纪元时仅26岁，在此前，还发表了《量子论》、《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》等重要文章，那时的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刚刚由试用工转为正式工的“三级技术员”）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西方国家没有一整套健全的防止剽窃的法律，就没有爱因斯坦的产生。同样，我们如不从健全法制上想办法，严厉打击剽窃行为，保护著作权人利益，仅把著作权的被侵害，在法律上和普通民事案件等同对待，把学者的劳动和普通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同等对待与保护，中国的爱因斯坦也就不会诞生了！

如何使得国人的著作权更好的受到法律保护，思想理论法学界，是否可以以近些年来典型的剽窃事件为例，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呢？（文：赵小婕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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